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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站 ——参加“四清”运动
来源:作者: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05
    19647月初,合肥的炎炎夏日,酷暑难耐,非毕业班的学生在一两天内便纷纷离校而去,而毕业班的学生却在校内苦苦撑持着,一个个心急如焚,不知命运会将他们抛向何方?那时的我,虽不说心静如止水,但还是耐得住这段难熬的时光。因为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志愿填报栏中,所填的四个志愿皆为“滁县中学”,一是受中学语文教材中《醉翁亭记》的影响,二是因为滁州离南京很近,是安徽这个文化大省得江浙两个文化大省各方面风气之先最为便利的地方,也便于到南京大学听听学术报告。再说我又不想去与别人争北京、南京、合肥、芜湖、安庆这些地方。当时的滁州、虽说源于西晋,在唐宋以来就因为欧阳修、韦应物等大文人的生花妙笔而爆得大名,其实只抵得上江南的小县城而已,谁又会来与我争这个地方呢?
    度过难熬的一个星期,毕业分配方案终于下达了:英语专业17名毕业生除两名到部队(北京、南京各1名),5名到学校,1名去上海当中学老师,其余9名全是省内市、县重点中学。许多同学对我留校(共3名)表示由衷的祝贺,但我却提不起兴致。因为我看到自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下达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不断,先是革命化运动,接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城乡开展起来,尤以教育界(特别是高校)和文化界折腾得最为厉害。大学读书期间,我所敬重的几位颇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们一个个被整得灰头土脸似的,精神状态颓丧得很,我想从他们的“今天”不就可以预示出我的“明天”吗?这个位子又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由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外语院校大量招收的是俄语专业学生,于是到了《九评》后,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俄语人才过剩,英语人才严重缺乏。我本来认为一留校就要上讲台,可是到了快要开学时才得知,留校的3名英语专业毕业生(当教师的)与本届各系留下的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的、作为干部使用的14人全部参加“四清”工作队了。
    所谓“四清”,即是根据建国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国家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者在全国工作会议上的分析:全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何等危言耸听的惊雷似的论断。这场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2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后,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那时起,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火药味也愈来愈浓。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在经历了三年极度困难的时期之后,重又敲起,它预示着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即将来临,一场持续震动全国的炮声已隆隆可闻。
    这场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次年(即1963年)已席卷全国城乡。运动的重点是针对上上下下、职位高低不等的当权派。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普通老百姓也在劫难逃,其灵魂也普通受到了触及。
    19649月,我刚参加工作就参加了“四清”,首先是务虚,学习“四清”运动的文件。文件上交待得很明确,形势十分严峻,简直是风声鹤唳,人人必须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检查自己平时阶级斗争的意识如何,还要挖思想根源,查三代。在这一段学习中,有的教师就过不了关,被定为半个工作队员,所谓半个工作队员,就是在即将参加的“四清”运动中,工作要你去做,但有些所谓的机、绝密文件又不让他们看,而且是内部掌握的。其实,这些同志并无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有的是平日里与领导关系比较紧张或者疏远;有的是有个人奋斗、名利思想;有的则是受社会关系的牵连。这些同志在学习过程中要重点“放包袱”,这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国庆一过,行装准备就绪,立即奔赴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寿县(古称寿春、寿州)的瓦西(即瓦埠湖以西)地区.数日里,满载着工作人员的敞篷卡车从省地合肥出发(有的还是来自北京的中央机关),源源不断地开往寿县西部农村。这声势和场面何曾见过,在汽车经过的并未开展运动的瓦东地区,有的基层干部(当时被视为“四不清”干部)见了便被吓破了胆,于是,悬梁自尽者有之,投水自杀者也有。
    到达目的地,当时的堰口区窑口公社马湖大队,我被分配到濒临瓦埠湖畔的张场生产队。这个自然村仅有十户人家,是个家庭队,全都姓张。
    到了村里,我被生产队长安排住在一间仓库里,“三同”只做到同吃、同劳动。说是仓库,实际上当年夏天受了水灾,根本没有存粮可言,连种子也没有。十分工的壮劳动力,一天只挣得八分钱,值当时寄一封平信的邮票钱。吃的是国家供应的回销粮。购粮的款项又从哪里来呢?靠国家救济。另外,在工作队进村前,十户人家拼凑,造了一只小木划子(很小很小的木船),各家把家里鸡生的蛋积攒起来,通过瓦埠湖运到淮南煤矿去卖,换点钱作购回销粮和油盐之用。这种做法在当时不是被看作生产自救,而是被视为投机倒把,是要割的“资本主义尾巴”。据社员反映,他们还要到远处生产队的地里刨人家挖过的山芋地,拾点遗漏的小山芋,弄点小秋收。队里种了些胡萝卜,解决主副食问题(胡萝卜作主食,萝卜缨子做副食)。
    按照上级指示,到了村里,开会说明来意,大讲阶级斗争,造声势,起到震慑作用;会上动员他们忆苦思甜,忆阶级苦,民族恨,讲新社会的甜。但是,他们在会上忆苦,就讲到1959-1960年在兴修水利工程时,由于吃不饱饭,劳动强度大,饿得受不住,说在三义河堤的工地上谁谁就饿死了,于是就说“社员真是寒淡(可怜之意)呀,我还算走运,拣了条命回来。”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打断他的话,再启发他忆旧社会国民党统治的苦,他们就说在旧社会自己年纪小,记不得了,全村不足三十口人(有两三户是寡汉),只有生产队长夫妇和一户富农夫妇四十多岁,队长老实巴交、寡言少语,他的妻子小时候家境贫寒,遇上荒年,父母养不起她,就将她扔到教会的育婴堂门外。她是在育婴堂长大的,一开口就说育婴堂的事。富农份子夫妇都是属于“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人,社员们都说从未听到他们俩说过怪话。
    队上的人自从贩鸡蛋到矿上去卖,见了世面,对矿工家的生活很是羡慕,于是他(她)们口中流传一首自编的民谣:“嫁个干部一床被,嫁个矿工吃喝睡,嫁个社员活受罪。”于是,村里几个姑娘都想跳出“农门“,想方设法要嫁到矿上去。
    大队工作组工作队员交流运动进展情况时,普遍反应,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充分揭开,有的认为在这个灾区更是难上加难,张场生产队又是个家族队就更是如此,这个问题看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上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运动办法,我所在的大学又从师生中搬兵,政治课暂停,政治系、中文系师生一律停课,“到阶级斗争第一线来”,全部来充实四清队伍。这样我所在的生产队又来了两名中文系学生,局面还是难以打开,领导觉得我刚刚毕业,缺乏经验,于是将我调到另外一个生产队去,由一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来取代我,还增加寿县抽调来的一个干部,一个10户不足30口人的小生产队一下子到了四个工作队员,可谓是人海战术了,最后所谓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是没有彻底揭开。
    我被改派到店嘴生产队,这是个向南伸进瓦埠湖里去的小半岛。这个自然村比张场要大些,人口也多出一倍。这个队有两名根子对象,所谓“根子”必须是出身成份好、政治觉悟高、历史清白、苦大仇深、作风正派的人。两家住的都是茅草庵子,其中有一户是寡汉,小茅草庵至多只有三四平方米,没有任何家具可言,只有一口小铁锅和一把铁勺子,还有一个小盐罐子,连锅盖也是用细高粱秆子编成的。他专吃面糊子,从不炒菜,我问他吃菜怎么解决,他的回答是将湿筷头子在盐罐里捣捣,放到嘴里。小茅草庵没有门框,所谓门是用向日葵杆子编成的,上下都空了一大截,既挡不了风也遮不了雨。严冬季节,雪都飘进茅庵内,飘到地铺的被子上。他倒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成天乐呵呵的,虽然营养谈不上全面,面色倒挺红润,体格也挺壮实。恐怕颜回见了他也会自愧不如的。我和中文系一名学生进住他的“家”(真正是扎上了根),他就搬到另一户寡汉家去,与其“捅腿”(即合铺而卧)。
    另一个“根子”对象住的茅庵大一些,一家三代人。我去他们家叙谈叙谈,算是扎根串连吧。只见大人、小孩都席地(没有高铺木床)坐在破被里,未起身。我原以为他(她)们是在焐被子取暖。有一次我问这位“根子”,“每次开会,总是你一个人来,家里其他人怎么都不来,难道都靠你回去传达不成?”他红着脸笑眯眯地说:“老林啊,俺爹俺娘俺媳妇都来不了呀!”我忙问:“为什么?”他十分尴尬地说:“只有我有一条囫囵裤子,还是你们工作队来了,补助了七尺布票和救济款做的。”我这才明白,原来婆媳二人都是诗圣杜甫诗中所说的“出入无完裙”呀。
    这两户“根子对象”的惨景,虽不能说是当年农村的普遍现象,但也绝对不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当年被钦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同志在他的诗篇中慨叹:

“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

‘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

不久,我就被调到大队四清工作组,参与整理各生产队汇集来准备定案的材料。

    19652月,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达之后,纠正了前期运动中的一些过“左”过激做法,然而运动的重点又指向“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转向以“清政治”为主了。到最后,大队的领导班子改组了,有的生产队干部(主要是队长和会计)做了些退赔。到了19656月底,寿县瓦埠湖以西地区的“四清”基本结束,我们回到了学校。接着,我马不停蹄地领取下学期的教材,准备在暑假里预先备课了。就在这时,系里通知我参加省里高考英语阅卷工作,这时我才了解到:合肥师范学院1964年留校的四名英语毕业生,不但没有到阶级斗争大熔炉去百炼成钢,下去搞“四清”,反而都随老教授继续进修了一年。相比之下,在业务上合肥师范学院四个英语专业留校生在爬坡,而我们安徽大学三个英语专业留校生在这一年内不得也不敢碰业务书,我们在业务上不仅爬不了坡,反而如板上走丸似的走下坡路。于是,我只得暗下决心,暑假里抓紧时间补补课吧,好胜任新学期的教学工作。只是,教学还不到8个月,随着“5.16文件的下达,一场旷日持久、长达十年、全国上下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那些还在农村搞“四清”的人也匆匆离开四清阵地而返回各自所在的单位,准备接受触及灵魂,许多人进而被触及皮肉(有的甚至被折磨得自杀或是被活活打死)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场“四清”运动匆匆结束,它便被声势更为浩大、牵涉面更广、破坏力更强的“文化大革命”取代了。(合肥学院支部  林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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